2002年春，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一座贵族墓中出土了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整器长约70厘米，和铜铃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全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细小绿松石片组合而成，单片绿松石仅0.2—0.9厘米，厚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文物中是十分罕见的。其身世之谜，尚有待进一步破解。
在烈火中范铸的贵金属青铜镶嵌着本土崇尚的宝玉绿松石问世，正值青铜合金这种当时的高科技产业出现之时，金玉共振，标志着辉煌灿烂的中国青铜时代拉开大幕。
*文章选自《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许宏 著 三联书店2021-5）。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与绿松石龙形器一起出土的铜铃，是二里头文化最早的礼仪性铜器20世纪80—90年代，在地处中原腹地的二里头都邑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贵族墓葬中，接连发现了数枚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青铜牌饰。在古代中国，“吉金”是青铜的美称，而“石之美者”为玉。这批属于中国青铜时代肇始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显然是中国最早的“金镶玉”艺术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器物仅见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或稍晚，来去倏忽，存在了二百年左右，身世扑朔迷离，成为千古之谜。铜牌饰的正面均近圆角长方形，有的呈亚腰状，长15厘米左右，宽一般不足10厘米，并不大。略微拱起的弧形铜胎上铸出兽面纹，再以数百枚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其上。绿松石片被琢磨成各种形状，勾画出神兽奇异的眼、鼻、角和其他部位；神兽虽形态各异，但均以浑圆的绿松石珠为睛。做工精巧，令人叹为观止。铜牌饰作为随葬品，一般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或腕部附近，两条长边外侧各有两个穿孔的纽，或许是缝缀在衣物或其他介质上的。关于其功用，学界推测有饰品（臂饰）说、马具说、权杖说、护身说、神像说、礼器说、巫具（法器）说等，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出土铜牌饰的墓葬往往还随葬响器铜铃。在当时，铜牌饰和铜铃应呈古铜色，与蓝绿色的绿松石交相辉映，铜铃叮当作响，可以想见持有者生前的气派。随葬这两种重要器物的贵族，他们的身份也很可能与其他贵族有异。那么，他们是些什么人呢？是主持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还是乘龙驾云、可以沟通天地的祭师或巫师？研究者的结论大多限于推想的层面。英、美、日等国的多家著名博物馆、美术馆乃至私人收藏家藏有10余件类似的铜牌饰。科学发掘出土的二里头文化铜牌饰，为这些铜牌饰的年代与文化归属等问题提供了坚实的依据。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流散海外的铜牌饰中，相当一部分应当就是早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显然，这些制作精巧、充满神秘色彩的铜牌饰当属礼仪用器。对其功能和寓意，研究者们见仁见智。铜牌饰表现的兽面形象尽管不同，但大体可分为上下两个单元，下部表现兽面，上部则表现肢体或头部的某一部位。那么，铜牌饰表现的究竟是何种动物，是龙是虎，是鸟是鸮，是鳄是鼋，是狐是熊，是羊是鹿还是犬？学者们也众说纷纭。2002年春，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一座贵族墓中出土了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整器长约70厘米，和铜铃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全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细小绿松石片组合而成，单片绿松石仅0.2—0.9厘米，厚仅0.1厘米左右。原来应是粘嵌在木、革之类有机物上。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文物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一精工造就、至少由两种动物形象组合而成、不见于自然界的灵物，当然会诱发人们关于“龙”的丰富联想。有的学者认为这应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片而形成的“龙牌”，是宗庙管理人员在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有的学者直接叫它“龙杖”，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权杖。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早期的旌旗，其上装饰升龙的形象。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覆盖于尸体之上，应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描写，与该墓中龙牌与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墓主人应是供职于王朝的巫师，其所佩龙旂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
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正处在东亚大陆早期龙形象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奠基与转折的关键时期。随着中原王朝的社会文化整合，本来具有多源性特征的各地新石器时代的龙形象也规范划一，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兽面纹固定下来，后来成为商周青铜礼器最重要的装饰主题。在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发现之后，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知道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上的图案，大部分应当是龙，尤其是其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的问世虽嫌突兀，但已有学者指出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龙山时代晚期，源自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等区域文化的动物形象和绿松石镶嵌工艺，都为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兽面纹“金镶玉”珍品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历史学家李学勤更认为这种传承“不仅是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而且是传承了信仰和神话”。具体而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铜牌饰上，“饕餮的两目则趋向商代通行的‘臣’字形，只是内眦的样子还不那么典型。这些铜饰上的饕餮纹的面部，很像二里头出土的一件陶片上刻成的双身龙纹的头部……由此可见，铜饰上面的饕餮实质是龙”，“二里头文化铜饰的花纹是龙山和商代饕餮纹的中间链环，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另有学者认为，以青铜制作装饰品是北方族群长期延续的习俗，而不符合中原文化的传统；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兽面纹应主要表现的是羊和鹿，其起源地应为河西走廊一带齐家文化、四坝文化的分布区，而新疆哈密地区出土的未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或为其渊源。如是，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就应是青铜时代“全球化”大潮下远程文化交流的产物。其身世之谜，尚有待进一步破解。无论如何，在烈火中范铸的贵金属青铜镶嵌着本土崇尚的宝玉绿松石问世，正值青铜合金这种当时的高科技产业出现之时，金玉共振，标志着辉煌灿烂的中国青铜时代拉开大幕。中原地区目前出土最早的圆板具纽铜镜，见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等商代晚期遗存中。它们并非当地制造，而带有强烈的内亚草原文化特征。但关于其具体来源，则众说纷纭。甚至，这些早期的具纽或不具纽的圆片状铜器或类似物，究竟是否拥有与后世铜镜相同的照面饰容功能，都存在争议。这里，我们姑且先称之为铜镜。西北地区的几处发现，颇令人瞩目。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的石质镜范，属西城驿文化末期，年代在公元前1700 年前后。这是东亚地区最早的与铜镜铸造有关的遗物。稍晚的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属于四坝文化的铜镜；甘肃广河齐家坪、青海贵南尕马台遗址分别出土了属于齐家文化晚期的铜镜，其绝对年代都在公元前1700—前1500年前后。此外，类似的圆片状铜器，还有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铜“镜形饰”、酒泉干骨崖遗址出土的带纽铜“牌饰”，以及中原地区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圆形器”“圆泡形器”等。张掖西城驿石镜范（左），贵南尕马台（中）与据传出自临夏（右）的铜镜
林沄教授较早注意到妇好墓出土铜镜上的几何纹饰“和北方系青铜器刀、剑柄部和战斧上的纹饰属同一类型。这种纹饰的铜镜，在青海尕马台齐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过”，进而推测“妇好墓出土的这几面铜镜都是从中国的北方系青铜器分布区传来的”。李学勤、宋新潮等也将其与齐家文化铜镜联系在一起。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一般被认为不晚于齐家文化，或其上限早于齐家文化晚期。近年有学者将其年代推定在公元前2000—前1500年。刘学堂认为该墓地是目前中国境内圆形铜镜发现最早、最集中的一处墓地，可称为中国早期铜镜的始源地。该墓地墓葬随葬品的绝大多数为铜质装饰品，尤以各种圆形和方形牌饰为大宗，而“所谓的圆形铜镜就包含在了各种圆形铜牌饰中”，实际上铜镜与圆形牌饰间并无明确界限，用途也应完全一致。鉴于该墓地常常是一座墓的墓主人骨架上覆盖数件至数十件这类圆形牌饰，类似情况也见于中国西北、北方和中原地区的早期墓葬中，故它们应是“巫师进行原始宗教活动中使用的法器或巫具”，由新疆经西北或北方传至中原、东北等地。这种对早期铜镜功能的解释，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这些铜镜及类似物更早的起源，则被追溯到欧亚草原广泛分布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带纽铜镜作为安德罗诺沃文化晚期的一种标志性器物，见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及南西伯利亚及中国新疆等地区。或认为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所见铜镜及类似物源自中亚地区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体（BMAC）的农业区。有趣的是，胡博在上引论文中，径直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圆形铜片残件称为铜镜。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者也曾推断这类圆片状铜器为镜。近来有学者推断其中形体稍大者可能为某类宗教人物在进行某些仪式性活动时所持的法器，稍小者可能固定在某种木质材料上，或为先民服饰上的系挂之物。自战国时期始，用于照面饰容的圆板具纽铜镜，才成为中国古代铜镜的主流。
20世纪70年代，二里头遗址的一座贵族墓出土了一件类似钺的长条形青铜兵器。该器长达23.5厘米，宽仅3.1厘米，刃部窄厚。发掘者在简报中先是称之为“戚”，在正式报告中又改称“钺”。但显然它与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中所见青铜钺缺乏承继关系。在中原地区，这类器形从未见过，到目前为止还是独此一件。因此，学者在论及商代青铜钺的流变时，并未将其纳入钺的系统，而是认为“目前所发现的青铜钺最早属二里岗上层，二里岗下层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尚未发现”。另有学者在专论商代兵器时则认为该器为“戚”而非钺。需指出的是，近年在二里头遗址已发现属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青铜钺，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诚如林沄教授指出的那样，戚是两侧有装饰性扉棱的钺，他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件器物窄刃、身长而厚的特征和早期北方系战斧的斧身很相近。而且在斧身和装柄部之间，有两个向外伸出的尖齿，和一部分早期北方系刀子在刀身和刀柄之间的尖齿形状相同。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件北方系的战斧，只是在安柄方式上接受了中原系的影响而改为扁平的内（n伽）而已。而从宏观视野看，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及其毗邻地区有不少年代早于此的青铜文化存在。比如在伊朗，类似的长身窄刃战斧的年代多被定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的中期或早期。林沄教授进而推定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青铜战斧与环首刀等器物，应属于“北方系青铜器或有北方系成分的青铜器”。如果说长身战斧在二里头和二里岗时代的中原和北方地区属仅见，那么二里头出土的环首刀，就是源流有绪了。刀属于工具类，起源较早，有柄石刀和石刃骨刀等应是铜刀的前身。中原地区常见的铜刀只在有刃的刀身之后加一段无纹饰的装柄部，用以夹入其他质料的柄中，可称为复合柄刀。二里头就出土过这类铜刀，它属于较早的形态。此后中原地区延续这一传统，装柄方式已通过对殷墟出土物的研究得到复原。在早期金文中，象形性很强的刀形符号都与这类铜刀形状一致。而20世纪80年代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这件环首刀，则与众不同。它从有刃的刀身连铸出可以直接把握的铜柄，可称为连柄铜刀，柄部还有镂孔纹饰。除了镂孔和环首外，刀背有凸沿，刀柄厚而刀身薄，柄身之间因厚薄不同而形成明显分界。鉴于上述，林沄教授指出这是早期北方系铜刀习见的特点，而具有上述特点的铜刀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北地区、蒙古和俄罗斯的草原地带。据最新研究，在东亚大陆，最早出现青铜刀的是西北地区。即便甘肃东乡林家青铜复合柄刀属于无后续的孤例，甘肃永登蒋家坪青铜刀也可确认属马厂文化晚期（大约公元前2100—前1900年）。此后的多种合金尝试期晚段或稍晚（约公元前1900—前1500年），分布于河西走廊至陇东的西城驿-齐家共同体、齐家文化晚期和四坝文化遗存中，青铜刀多有发现。总体来看，在这四百年左右，西北地区早期以复合柄刀为主；晚期连柄刀的数量大大超过复合柄刀，又以环首刀数量最多，型式最丰富，成为西北地区铜刀的典型代表。相比之下，中原地区到了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时，铜刀的数量才有较大的增加，形制开始规整起来，形体变大，以复合柄刀为主，罕见连柄刀。而二里头环首刀应不是中原地区生产的，而是直接从西北地区输入的。在西北地区先进技术的影响下，中原地区才铸造出了有自身特色的环首刀。有学者认为，中原及周边地区的连柄环首刀可能与齐家文化有关。至于甘肃地区早期青铜刀的来源，学者多指向内亚地区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以首饰来装点自己可能是人类较早萌发的对美的追求之一，而作为耳饰的玉玦应该是最早的玉质装饰品，在距今约8000年前出现。此后，在新石器时代的东亚大陆，逐渐形成了若干制玉中心，随着社会复杂化，对美玉的拥有和展示也逐渐成为一种炫耀身份或彰显社会地位的手段。用玉制作的首饰几乎覆盖了人体适于装饰和炫耀的所有部位。即便进入青铜时代的早期王朝时期，在人体装饰领域，玉器仍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考古发现中少见精美的金属首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原以北的西北至北方地区，以畜牧为主要生业或半农半牧的人类集团，在首饰的质料选择上与中原等农耕区大相径庭——似乎缺乏用玉的传统。随着金属冶铸技术的出现，尽管这些群团在青铜器的生产、使用上不如中原地区发达，但使用青铜制作人体装饰品的现象却更为普及，成为后来长城沿线一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金属耳饰中，一端呈喇叭口式的耳环最具特色。这类耳环见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东北地区南部的高台山文化中。其源头可向西追溯到分布于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但形制上有所变异，在安德罗诺沃文化中整体为圆形，喇叭口亦为圆形。至中国北方地区，则整体多呈U形，喇叭口为椭圆、扁圆及菱形等。除了铜耳饰外，还有金、银质的耳饰。另有一端宽扁或两端宽扁的金属耳环，有些可能就是从喇叭口式耳环演变简化而来的。与其形制、工艺相近的，还有两端砸扁的金属臂钏。臂钏，或称臂镯，是古人戴在手臂上的环形装饰物。唐代元稹《估客乐》有“鍮石打臂钏”的诗句，五代牛峤《女冠子》词也有“臂钏透红纱”之句。中国北方地区所见铜质或金质臂钏，见于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甲类遗存和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一般两端合围成环，开口，合围处呈扇面状。这种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器物，“虽然被考古文献称为‘臂钏’，但是缺少戴于手臂的资料，之后在中原地区没有出现或传播，只能从中亚相似器形的手钏中来思考其源流”。（据党郁《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金属耳饰初探》图二、五改绘）说到黄金，首饰很可能是黄金应用的第一个领域。河西走廊四坝文化的金鼻环和耳环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金首饰，金耳环见于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金臂钏见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这些黄金饰品的形制和当时的青铜饰品基本相同，应是当地青铜技术的一种延伸。要之，就首饰的质地而言，在北方地区一直以金属为主，基本不见玉器，形制独特的黄金首饰更成为北方文化集团区别于中原文化的一种标识。而在中原地区，尽管至迟在二里岗至殷墟时代黄金就被认识和应用，但一直到黄金成为财富价值体现的汉代，首饰的制作仍以美玉为主要的材料，黄金这种在今天看来最适于制作首饰的材料，到汉代结束都基本没有出现在人体装饰领域。从更大的视角来看，中亚和更北的西伯利亚始终以黄金为贵，一直流行以黄金来制作首饰，黄金的应用也远早于东亚。“在中国北方诸考古学文化中无论是黄金还是青铜的首饰中都不时能够看到来自西方的影响，所以中国北方文化集团流行使用黄金首饰的观念无疑同它们与西方具有较多的联系有关”。
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
许宏 著
ISBN: 9787108070821 定价: 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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